西藏自古被人们称之为“小西天”，或者“小天竺”，这是相对于印度的“西天”、“天竺”而言的。“西天”，在我国神话小说中，指的是佛、菩萨生活的地方。用这个词来形容佛教流行的印度，是再恰当不过了。而佛教昌盛的西藏戴上“小西天”的桂冠，也是当之无愧的。　　

　　拉萨堪称佛教的“圣地”。时至今日，大昭寺内外磕长头的人群，仍然日夜不断；布达拉宫上香客云集，哲蚌寺、色拉寺上扶老携幼的虔诚信徒，有不少是从千里之外的川、青、甘来的人。人们接踵而来，为的是在佛前添油烧香，祈祷“来世”幸福，寻找一张通往“极乐世界”的“通行证”。　　

　　雪域高原，佛教影响无孔不入。寺庙，可真是西藏最豪华、最高大、最富丽堂皇的建筑了。连那些贵族、头人的公馆，也是望尘莫及。寺庙数量之多，也甚惊人。二百多年前的一七三七年 ，西藏地方政府申报清政府理藩院时，便有佛教格鲁教派集团寺庙三千四百七十七所，僧侣三十余万，这还不包括其他各教派的寺庙。直到今天，人们熟知的著名寺庙还有二十余所。可以说，只要在西藏高原上旅行，无论在深山野岭之上、峡谷溪涧之旁，还是莽莽草原之中、原始森林之内，都可听到古刹钟声。而解放前，除了大批职业僧人以外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出家皈依佛法。佛教真可谓深入到了西藏高原每家每户的生活之中。 　　

　　佛教教义在西藏民族中也是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的。西藏文字创始和最初的使用，主要就是用来翻译佛经的。西藏的木刻印刷品，经书占首位；绘画，大多数画的是佛的诞生、涅槃和转世。有名的藏戏，内容也大多是颂扬佛法、观音点化之类的东西。雕刻，无不是佛尊、菩萨之类。说到建筑，如高耸入云、金顶闪耀的布达拉宫，建筑得使人置身其中，有飘然欲仙之感；而哲蚌寺、色拉寺、扎什伦布寺、萨迦寺、桑耶寺等，又是一种风格。它们依山而筑，院落重叠，主殿拔地凌空而起，香烟缭绕，回廊幽曲、栉次鳞比，实在使人恍若入仙山琼阁之中。至于人们手中的佛珠，屋顶的经幡、门前的吉祥徽“”和路旁、田野间的“玛尼堆”，群众嘴里哼的民歌，民间流传的故事……人们听到、看到的，几乎无一不与佛教有关。　　

　　刚到西藏的同志，一看到五花八门的宗教迷信活动，尤其是佛教相当一部分藏胞心灵里占有如此崇高的地位，人们对佛根深蒂固的崇拜，实在感到万分诧异，难以理解。　　

　　要探寻藏族人民信仰佛教的奥秘，还得回溯到一千几百年前。
　　佛教并不是一开始便统治着西藏高原的。一千三百多年前，雪域高原的宗教，叫做“苯教”。苯教的创始人兴绕生于香雄畏莫隆仁，汉文古史中称此地为羊同，在今西藏阿里的扎达县境内。苯教盛行时，分本地、外来和窜易三派，即白苯、黑苯和花苯三个分支。苯教和世界各地的原始拜物教有相似之处。那时，人对日月星辰的变换，对山川河流的异形，对风雪雷电的不同现象，很不理解，便产生崇拜的心理，把日、月、星辰，甚至牛、羊等事物都当作神灵来崇拜，逐渐演化成一种宗教——“苯教”。它把宇宙分为“神”、人和“鬼”三个世界，为了避免鬼的侵犯，人们面部普遍涂上褚红燃料，对任何不理解的事物，都要“折福消灾”、“占卜吉凶”、“驱役鬼神”。佛教在西藏传播，最初在松赞干布的曾祖父拉妥妥日聂赞六十岁的时候。大约是五世纪时，佛教传入了西藏，佛经、宝塔、法器等从天而降。因为当时吐蕃部落还没有文字，所以佛教的传播很慢。到了公元七世纪，唐朝文成公主和尼婆罗赤尊公主又从东西两方面带来释迦牟尼佛像，佛教的始祖从此染指了高原。不久，雪域出现昌珠寺、大昭寺、小昭寺等西藏最早的寺庙。过了一个世纪，吐蕃的第三十八代赞普赤松德赞专请菩提萨埵和白马桑菩瓦，在山南桑耶修了一个桑耶寺院，招收富家子弟出家成立僧团，还请来汉地的两位和尚，翻译佛经、传扬教义。到八世纪下叶（公元七八四——七九○年）赤松德赞聚集印藏议师，翻译了大量的佛经。这时，出家当僧人的人已经很多了，吐蕃的另一位赞普赤祖德赞带头崇佛，并把自己的头发左右分披，发端缀连丝绢铺地，令僧侣席坐其上，以表示自己尊重佛教。人们赐其“热巴巾”之名，意思是长发辫人，这位藏王为了核订旧译佛经，在拉萨河中游南岸创建了历史上有名的乌乡多寺，令僧侣修行诵佛，并法定每七户人家要供养一个僧人。要是有人反对佛教和僧人，便用挖眼、剁手的刑法来惩治。但是，这位崇信佛法的藏王，没能被佛保佑平安。那些贵族旧臣，对赤祖德赞崇佛恨之入骨，想方设法砍掉赤祖德赞的出家哥哥和他的师傅这“左右两臂”，并趁这位赞普醉酒的时候，发动宫廷政变，把他活活勒死了。赤祖德赞崇佛至极，反被俗臣杀死，不得善终。人们把从松赞干布到赤祖德赞，佛教在西藏繁荣昌盛的二百年间，称为“前宏期”。佛教徒将赤祖德赞、松赞干布与赤松德赞并称为祖孙三法王。　　

　　赤祖德赞的死，敲响了西藏佛教灾难的丧钟。九世纪中期，赤祖德赞的哥哥朗达玛登上赞普宝座。他是苯教势力的代表人物，一上台便实行灭佛政策。他下令把拉萨大昭寺和山南桑耶寺封闭起来。甚至把小昭寺改为牛圈，把寺庙里的佛教壁画涂抹掉，画上僧人寻欢作乐图。朗达玛还令人把佛像扔进河里，或者用血淋淋的兽皮挂在上面，强令佛教徒去打猎、杀生，并发展到屠杀僧人，摧毁寺庙，封闭法台，强迫僧人还俗。这一灾难延续时间虽不长，但却是对自称“法力无边”的佛教一个莫大的嘲弄和毁灭性的打击。这一时期，在西藏历史上叫做“毁法时期”。朗达玛反对佛教，并非他是个无神论者，而是代表苯教的复辟集团战胜了佛教统治集团的结果。　　

　　佛教遭到厄难，佛教统治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。这些虔诚的佛教徒，这些自称“救苦救难”的活菩萨，在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，居然图穷匕首现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！有一个叫做拉龙·白吉多杰的佛教徒，穿上一件黑白两面的长袍，骑上一匹染黑的白马，在马蹄口袍袖中暗藏弓箭，乘朗达玛外出不备，一箭把他射死。拉龙·白吉多杰行刺成功，策马跳进拉萨河里，将黑色洗掉，变成白马；又把袍子翻过黑面来，翻山逃跑，一直跑到康区，在那里进行艰苦的恢复佛教的工作。　　

　　朗达玛死后，高原便陷入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动劫。政治上不统一，奴隶主各霸一方，而代表奴隶主意识形态的各个教派，也就应运而生了。主要有四个派，一是宁玛派，即佛教最早的派别，祖师爷是莲花生，主张现世成佛。因为弘扬旧密法的宁玛派都穿红袈裟，戴红帽子，故称为“红教”。二是噶举派，十一世纪马尔巴创立的。马尔巴曾三次去印度学密宗，他自称得了"万有一味"的境界。噶举派主张一切修习都得由师长口授。他们的僧徒终身留发，头顶发髻，穿白裙子和衬衣，故称白教。萨迦派是十一世纪时由款·贡觉杰布首创。十三世纪八思巴被元朝政府封为帝师，统辖西藏政教，开始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。因寺庙墙上涂有红、白、黑三种颜色，故称花教。各个教派中又分许多支派，他们各据一方，你争我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释迦牟尼的教规，什么“行善修好”、“众生平等”、“奉行十善、抛弃十恶”等等，都被他们弟子的残暴行为作了无情的嘲弄。雪域高原上神佛大战，一直延续到十一世纪。阿里古格王族强曲畏迎请阿底峡到西藏传教，大兴佛法。从这时起，藏史称它为佛教的“后宏期”。　　

　　十三世纪，萨迦法王八思巴·洛追坚参，在元朝的支持下，统一全藏，结束了分裂局面。这时，释迦牟尼和观世音菩萨，在高原上又交上红运，只见寺庙恢复，僧人猛增，香火兴旺。　　

　　西藏佛教的极盛，却是青海人宗喀巴对它进行改革以后的事。
　　佛教宣扬“诸行无常”、“诸法无我”、“涅槃修静”、“崇善修好”可以进入“天堂”，佛教徒为了成“正果”，也必须严守教律。当萨迦派、噶举派掌握统治权时，那些当权的活佛喇嘛和许多教徒，不读经文，不守清规，酒、赌、盗、淫，胡作非为。这种堕落行为，使佛教变得声誉扫地，为人民所深恶痛绝。如果长此下去，对佛教来说，便有信仰危机了。　　

　　正当佛教威信一落千丈、前途渺茫的紧急关头，佛教信徒宗喀巴从青海来到西藏。他十六岁时候便先后到卫、藏等地，分别拜萨迦、噶举、噶当等派的高僧为师，虚心学习各派长处，创立新教，掀起了宗教变革运动，挽救在厄运中的西藏佛教，宗喀巴到处讲经说法，主张教徒要严守戒律，不准追求利禄权势；生活上不准放荡胡来，禁止僧人娶妻生子；要求他们“清净修习”，建立念经修习制度等等。公元一四○九年，宗喀巴又在拉萨大昭寺创建传昭法会，集结了数千僧人，发放布施、弘扬佛法。这是佛教在高原上重振旗鼓、扩大影响的誓师大会。果然，宗喀巴的主张得到藏族僧俗人众的热烈响应。同年，这个宗喀巴又在乃东王族的资助下，创建了黄教的祖寺--甘丹寺，以安徒众。不久，他的第四弟子降央曲杰扎西班丹，于公元一四一六年在内乌贵族朗嘎桑布的支持下，于更丕乌孜山下建哲蚌寺；第五弟子降钦曲杰夏迦益西于一四一九年在拉萨北郊山下建色拉寺，这便是有名的拉萨三大寺。三大寺的建立。成了黄教的支柱和基地，黄教势力日盛。格鲁派的教徒们，到处建寺讲法，各地寺庙林立，喇嘛、僧人成群，很快成了西藏佛教的第一大教派。　　

　　宗喀巴创立格鲁教派，教规严格，威信很高，成了当时西藏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精神偶象。格鲁教也传遍了西康、青海、蒙古等地。到了公元一六四三年，五世达赖罗桑加措得到固始汗的扶持，在哲蚌寺的“噶丹颇章”（兜率宫）初建格鲁教派政权。　　

　　宗喀巴到西藏来，改革佛教，收了许多徒弟，达赖和班禅都是他的弟子。可是，达赖传到第五世，班禅传到第四世，佛教首脑人物还没有执掌政权，历世达赖也只能住在哲蚌寺，他们的号令只是在佛教徒中行得通。到了十七世纪初，固始汗将西藏政权交给五世达赖，五世达赖又受到清朝皇帝的册封，达赖才不仅是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，而且是地方行政上最高的统治者，西藏进一步实行政教合一制度。罗桑加措也从哲蚌寺搬到了布达拉宫，并把整个西藏的土地和农奴分为三部分。分给寺庙（占百分之三十九）、农奴主和地方政府——噶厦。从这时候开始，西藏便出现了三大领主。寺院有了农奴，叫做“寺院百姓”。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正式确定了寺院可以有自己的奴隶和农奴。奴隶和农奴如果要摆脱自己被奴役的地位，便得忍耐听话，“积善”、“修德”，以求“正果”；来世投胎到富有人家，变成人上人，进入“极乐世界”。这时候，农奴和奴隶们便完全成了佛教教义的俘虏。人们为了寻求一条“永远解脱痛苦”的“光明大道”，唯一的办法便是给佛烧香磕头；有什么灾难和疾病，也就只好去请活佛和僧人来念经作法。总之，宗喀巴振兴佛教，五世达赖开始加强政教合一制度，西藏便逐渐地变成佛教的天下。人们从小到老、从早到晚，诵经念佛，对佛教的信仰，逐渐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　　

　　格鲁教派兴起以后，三大领主热情地扶植佛教，使佛教在西藏空前迅速发展。单拉萨而言，当时总人口只有近三万人，可是僧人却达一万六七千。按格鲁教派规定，三大寺常年居住的僧众人数是：甘丹寺三千三百名，色拉寺五千五百名，哲蚌寺七千七百名。数字如此惊人，可见寺院势力之大！其他如扎什伦布寺规定僧人三千八百名，卫、藏、阿里、康、安多等较大的寺庙，达三百多个，也拥有数目惊人的僧人和尼姑。这些寺庙中的僧人，占全藏人口的四分之一。　　

　　宗喀巴振兴佛法以后的四五百年，佛教徒在西藏的数量急剧膨胀，佛教教义遍及全藏每个角落。可是谁能解释：为什么在“佛”的影子、“佛”的足迹遍布各地的情况下，西藏却没有变成“极乐世界”，而是人间地狱呢？自从佛教传入西藏一千多年以来，西藏由强盛变得衰败，人口由多变少，这不能不说是佛教给雪域人民带来的灾难。　　

　　按照宗喀巴的教义，僧人只须崇佛念经，不事农牧，不用支乌拉差役，吃穿用靠别人“布施”。一九五○年以前，西藏一百二十万总人口中， 三十多万僧人和尼姑。他们多数是青壮年，不仅不生产，还要靠别人供养；而且，这些专事念经诵佛的人，闲得发慌，便巧立名目搞节目，一年中，宗教节日活动达数十个。大的宗教活动都得耗费大量钱财，如用糌粑做“多尔马”（供果），一次得用几百斤、几千斤；在那些大的寺庙里，大如帐篷的铜缸，盛满酥油，日夜不息地点灯供佛，这得花费多少酥油呀！大批人不参加生产，过寄生生活，他们还要无限度地浪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哪怕高原上的高山都是粮山，大河都成奶子，也总有一天会耗完的。　　

　　“神权”的欺骗和麻醉作用，也使生产发展受到束缚。在人们的思想中，一切皆由天命、神来安排。春耕得由寺庙僧人卜卦决定日期，播种、收割也得由活佛指定日子，严重影响农业季节；寺庙还严禁捕杀虫蚁和灭除兽害，“神山”、“神火”也不能利用。这些，当然对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。　　

　　佛教在西藏的兴盛，发展到几乎每户一名僧人或尼姑。为了保证僧人的来源，政教合一的政权规定人民须按“二丁抽一”、“三丁抽二”、“四丁抽三”送子入寺的制度，甚至采用“支差”、强征等手段迫使穷人的子女入寺当僧人、尼姑，僧人和尼姑是清教徒，不准结婚，不准生儿育女，西藏的人口怎么能不一年比一年减少呢？从唐朝到清朝，西藏人口减少八百万；而从清朝的雍正年间，到西藏和平解放，二百年中，人口又减少八十万。假如不是推翻政教合一的反动统治，西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逐步得到提高，对佛教的鸦片作用有逐步的认识，而是让其发展下去，恐怕不用再过二百年，藏族便有灭绝的危险。 　　

　　宗教对人们精神上的腐蚀，十分深重。许多穷苦人民，拜佛极其虔诚，他们宁可忍饥挨饿，也要去转经、磕长头；还有那哺乳中的婴孩，不懂事就被背到佛龛下面受佛的熏陶，他们长大了，自然满脑子佛的色彩；乡下来的农业牧民，哪怕平时茶里一滴酥油也舍不得放，总得积攒一点到佛前添灯。这些人，把今世的痛苦，当作前世“造孽”的报应；拼命在今世行善积德，等待“来世”过好日子。“因果报应”，是佛教教义的灵魂，它能使人浑浑噩噩地活下去，不再追求生产的发展，科学文化的提高，这一点，不能不说是西藏生产极端落后的精神因素。　　

　　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，对西藏的文化发展在客观上也起过某些促进作用。传说，松赞干布为了兴教传法，翻译佛经，创造了藏文；必然地，在佛经的翻译中，藏文得到了发展。因为佛经中有许多虚幻的说教，是生活中所没有的，如“大千世界”、“四大部洲”、“轮回六道”、“天堂地狱”等等，为了译出诸如此类的事物和概念来，人们不得不创造词汇，这也是促进藏族语言文字逐渐丰富的原因。 　　

　　藏族有了文字，民族文化才有了飞跃的发展。在大量翻译的基础上，编写藏文书籍也就提到日程上来。藏文大藏经，闻名中外；其他如传记、戏剧、诗歌、星象、医药、工艺等书籍，也便应运而生了，这些都是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。　　

　　宗教既已传入，便要建立寺庙，画佛像，雕刻本尊菩萨。这样，佛教在西藏的流行，无形中促进了建筑、绘画、雕刻等艺术的发展，雪域高原，幽静的群山野岭之中，常常可见到灿烂的楼阁、巍峨的宫殿。这些建筑，五光十色，金碧辉煌，是藏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。有名的西藏壁画和雕刻艺术，也是从释迦牟尼、观音菩萨、佛生变相开始的。我们从寺院、宫殿中，常可见到体态各异、形象逼真、构思奇特的壁画和雕塑品，是从佛教教义得到启发，又从为佛刻画雕琢中得到锻炼而生产的。今天，许多过去在寺庙从事绘画、雕塑的僧人，继承了以往的艺术传统，创作出许多表现新生活、新社会的美术作品。 　　

　　聪慧的藏族人民，像著名藏医宇都·云登贡布等，又从佛教中吸取了医药、历法等科学知识，创立了独具一格的藏医和藏族天文历法。总之，佛教的传播，给西藏人民留下一笔金玉与泥沙混杂、精华与糟粕共存的文化遗产。获得解放的人民，只要认真进行清理，是能够继承和发展这笔可观的财富的。　　

　　今天，当我们看见还有许多藏族群众，诚心诚意地对佛磕头、添灯、烧香的时候，不妨大略翻一翻佛教在西藏一千多年的兴衰历史，认识一下它的影响是如何根深蒂固，就不会感到莫名惊诧、难以理解了。佛教曾被农奴主当作无形的绳索，套在农奴的脖子上。虽然今天还有人把这条绳索看成是吉祥的哈达，捧它、爱它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通过长期的无神论的宣传，更主要的是迅速发展农牧业生产，提高藏族人民的物质生活，聪明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的藏族人民，是会明白世界的实质是物质，压根儿不存在什么救世主，一切都得自己救自己的。到那时，这些曾经虔诚磕头的人，看到别人再浪费光阴磕头烧香，也会跟我们一样，觉得无聊和可笑了。